盘锦地域文化符号：辽河口文化
辽河口文化，是指生活在辽河三角洲这片扇形冲积平原上的人们，在业已经历的漫长时光中，由于地理环境、历史传承以及民俗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或制约，所形成的一种别具风貌的文化形态。精简地说，辽河口文化是对辽河口地区的社会文化的命名，这决定了它既是辽海文化的一个区域性文化板块，也是辽海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。
盘锦市以这样一个概念来定位自身的地域文化，根源于它的地理位置。
所谓辽河口，即辽河入海河口，是辽河与渤海的交汇地。若干年中，辽河经历了一个“独流入海——分流入海——独流入海”的变迁，辽河口的地域范围也由此呈现了一个历时悠久的动态过程，并最终使今盘锦市辖域成了辽河口的核心区域。
昔日二界沟渔码头
事实上，盘锦属实受到了地处海河边缘之境的很大限制，导致史上记载相当有限。因此，对盘锦地域文化的研究，很难仅集中在对古籍中相关地名、史料的索引上，而是以考古学范畴的调查与借鉴居多，具有浓厚的田野考察性。令人振奋的是，在1980年至1984年的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和2007年至2011年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，考古工作者都在盘锦这片土地上发现了大量遗址、遗迹、遗物等，并留下了翔实的考古资料。这些珍贵的资料足以表明，未曾被古籍记载，并不意味着人类文明不曾发生及发展。
盘锦北沙岗子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陶片
迄今的考古调查已确凿无疑地表明，盘锦地区的文化起源至迟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，而且与辽河流域的经典文化形态之红山文化同源。证据是，早在5000年前，红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彩陶片就已出现在这片土地上。接下来，先人们在这片土地上持续繁衍，并相继留下了相关物证，包括商周时期的聚落址，战国时期的燕刀币，辽金元时期的瓷器，明代的边墙、墩台、镇堡以及清代的炮台、甲午战争遗址等等，甚至出土了唐代的货币。
尤为重要的是，在这片土地上还相继发现了多处贝壳堆积的文化遗址，如辽代三官庙遗址、明代马蹄岗子遗址、万金滩小庙遗址、沟北遗址、老坨子遗址等。这种遗址被当地人俗称为“蛤蜊岗”“蛤蜊山”，从中可见其规模之大，人们甚至取其贝壳磨碎了做鸡饲料。这些贝壳多属蛤蜊、牡蛎、海螺等海生物的遗留，这凸显了栖居在辽河口地区的人们曾经从事的生产及生活方式，独特而又持久。王绵厚先生说，辽河是“战国以前，中国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唯一被载入正史的中华名川”。辽河口地区的先民虽然较少被史籍记载，却仍然以实物为我们留下了他们曾经在此努力求存的有力证据，且足以构筑起辽河口文化的历史根基。
三元一体的复合型文化形态
辽河口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，孕育了颇具特色的辽河口文化。如果以一句精简的话语来概括，那就是“三元一体，相合相融”。不同的自然地理导致了不同的经济类型；不同的经济类型又促生了不同的文化形态，而这些文化形态又在共处并存的同时互相渗透聚合，最终使辽河口文化“三元一体的复型文化形态”得以定型。
尽管同属辽河口地区，其域内却仍然呈现着三足鼎立式的自然地理区划：濒海，临河，河海相融。或者说，正因为是河口地区，其域内就必然会存在这三种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，毕竟要有河流在先，且海洋就近在眼前，才能成就河口之地。辽河口的濒海地区以二界沟为焦点，河海交融地区以田庄台为核心，临河地区是指坨子地、岗子地，随着河淤海退的持续，这坨子岗子最早在漫漫时光中演变为桑田。
盘锦内陆渔民捕鱼
濒海地区二界沟的驻民，多是渔民及服务于渔业的人，鉴于他们赖以为生的辽东湾是中国纬度最高的渔场，每年冬季都会冻结，他们就在许多年中候鸟似的春来秋返，到底孕育了以外海捕捞为载体的渔雁文化。河海交融地区的田庄台驻民，则多是商人或服务于商业的人，辽河、双台子河及绕阳河一度繁荣的航事，相继促生了田庄台、盘山、沙岭等几个商事兴旺的埠头，最终孕育了以河运为载体的商业文化。
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 临河地区由于是名副其实的退海之地，也就在很长一个历史时间段里呈现出“坨多岗繁”的地貌特征。这些坨子地、岗子地远远高出周围地表，并由此最早有人栖居，成为盘锦地区最早孕育了人类文明的所在。坨地与岗地的四周，则是潮沟遍布，苇塘连片。在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尚且有限的时候，其经济行为就基本取决于当年的年景，具体说就是，雨水大的年头捕鱼摸虾捉蟹，雨水少的年头晒盐熬碱织席，雨水刚刚好的年头就耕田种地。久而久之，就形成了三种经济形态，用当地百姓的老话说，就是“涝捕鱼虾旱晒盐，风调雨顺种庄田”。这种间错交融的生产与生活方式，使这一地区的驻民大多集农民、渔民、手工业者于一身，并由此在辽河口文化这种大型的混合型文化形态之中，又酝酿出了一个小型的混合型文化形态，进而使辽河口文化愈趋丰满。
盘锦晒盐场
目前，以辽河口文化作为盘锦市的代表性文化符号，业已取得人们的共识，并得到了彭定安、郭大顺、顾奎相等省内多位专家、学者的肯定。接下来，盘锦将成立辽河口文化研究会，致力于对这一文化形态更为深入的挖掘与研讨，为盘锦的可持续性文化发展奠定基础。